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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第二个新的拳头产品就是前不久刚上市的iPhone手机。我有幸在第一时间目睹和试用了这个革命性的产品。说实话,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手机。它已经超出一个普通的手机加iPod播放器,它还具有了一个完整的、联网的计算机和一般电视机的主要功能。用它上网查邮件和冲浪的体验和用一般手机是不同的。至于其它很酷的功能,各种新闻已经有了很多报道,我就不再赘述了。虽然它六百美元的价格实在贵了点,但是根据电器十八个月降一半价钱的规律,iPhone很有可能成为今后普及的手机,成为苹果即iPod以后新的成长点,它甚至会冲击传统的手机行业。作为最早的投资者,亚平的天使投资团收益最高,高达一百二十四倍。红杉风投的第一轮获利二十四倍,第二轮和其它两家风投均获利四倍。显然,越早投资一个有希望的公司获利越大,当然,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一般大的风投基金都会按一定比例投入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这样既保证基本的回报,也保证有得到几十倍回报的机会。真正具备这些条件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个初创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外部环境好不好,很多很有前途的公司因为创办的时机不对,也会随着经济大环境的衰退而夭折。比如2000年成立的公司就鲜有成功的。这样,能生存下来的公司就凤毛麟角了-滚球推单微信群每当我们回过头来评价一个公司兴衰时,我们并不难找到原因。但是,作为当时的决策当事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很难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即使看清了方向,也常常很难执行自己的意图。为什么一个公司转型就那么难呢?

滚球推单微信群科技领域则大不相同,制造的成本只占营业额的很小一部分而研发成本占大多数。对微软和甲骨文来讲,制造一份软件拷贝的成本和一百万份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这两家软件公司的毛利润率高达80%以上。即使是以硬件销售为主的思科公司和英特尔公司,毛利润率也高达60%和50%。而在传统行业的通用汽车公司GM,2007年的毛利润率不到10%,就连世界上效益最好的丰田公司也不过15%左右。如果单看毛利率,科技公司的利润率可以用“惊人的暴利”来形容了。但是,科技公司的产品研发成本摊到每个产品上并不低。如果能扩大一倍的市场,就能将这部分主要的成本降一半。这时候一个科技公司并不需要更多的雇员,效率依然保持不变,总的利润率就上去了。在微机出现的前几年,用户大多是对立用户——彼此的计算机互不通消息。个人微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娱乐(比如游戏)、学习、文字处理、日常管理和简单的工业控制等需求。在商业企业中(比如银行)使用的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几乎无一例外是由中央主机(MainFrame)加外围终端构成——所有计算都是由中央主机完成,而外围终端不过是输入和显示设备。中央主机采用分时的操作系统,同时为众多终端用户服务。在八十年代初期以前,没有人打算用微机取代大型计算机系统。KPCB成功投资了太阳公司、美国在线(AOL)、康柏电脑、基因科技、Google、Ebay、亚马逊(Amazon)和网景等著名公司。它投资的科技公司占Nasdaq前一百家的十分之一。KPCB投资效率之高让人膛目结舌。它最成功的投资包括:-

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可能对世界上最早的个人电脑苹果机还有印象。而生于八九十年代的人,可能对很酷的iPod影响更深。苹果最初是便宜的低端品牌,现在成了高端的时尚品牌,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通过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在科技进步量变的过程中,新的小公司是无法和老的大公司竞争的,因为后者在老的技术方面有无以伦比的优势。比如,木工厂出身的诺基亚在老式的模拟手机上是无法和传统的通信设备老大摩托罗拉竞争的。但是,在抓住质变机遇上,有些小公司会做得比大公司更好而后来居上,因为它们没有包袱,也比大公司灵活。这也是硅谷出现了众多的新技术公司的原因。滚球推单微信群3COM公司虽然搞出了微机局域网,但是该公司目标不明确,它从网络适配器、网络服务器到网络操作系统都做。这也许是因为它创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IT行业最挣钱的还是硬件,所以3COM公司实际是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即使当它在网络上失败以后,它仍然习惯性地以硬件为主,买下了生产掌上个人助理系统PalmPilot的母公司USRobotics。由于以太网的标准是公开的,它的适配器没有什么难做的,谁都可以做。而以太网的网络服务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端PC,任何PC厂商都可以做,因此,在3COM公司出现后,各种兼容的网卡和网络服务器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微机局域网市场像微机市场一样混乱而且竞争激烈。其实,微机局域网中最关键的技术是网络操作系统。在这方面也需要一个类似微软的公司来统一它,Novell公司便应运而生了。

当然,风投不可能替公司管理日常事务。这就有必要替公司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CEO(当然,如果风投公司觉得某个创始人有希望成为CEO,一般会同意创始人兼CEO的职位)。每个风投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有十几到几十家,要找到几十个CEO也并非容易的事。因此,有影响的老牌风投公司实际上手里总攥着一把CEO候选人。这些人要么是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要么是该风投公司以前投资过的公司的创始人和执行官。风险投资家给有能力的创始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锁定和他的长期关系。如果后者创业成功固然好,万一失败了,风投资本家在合适的时候会把他派到自己投资的公司来替自己掌管该公司日常事务。一个风投公司要想成功,光有钱,有眼光还很不够,还要储备许多能代表自己出去管理公司的人才。这也是著名风险投资公司比小投资公司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前者手中攥着更多更好的管理人才。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在风投行业,能和红杉风投分庭对抗的只有同是在1972年成立的KPCB了。KPCB是它的四个创始人Kleiner、Perkins、Caufield和Byers名字的首字母。近年来,它甚至有超过红杉风投之势。

而以创新著称的硅谷却敢于挑战传统。基因科技公司的崛起,打破了传统制药业平静的水面,创造了一个神话。相对于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辉瑞制药(它的伟哥闻名于世)和一百多年历史的默尔克相比,有三十年历史的基因科技只能算小孙子。虽然它今天的销售额只有辉瑞的四分之一,但是却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发展,而辉瑞制药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营业额时高时低,因此基因科技超过辉瑞只是时间问题。基因科技在早期阶段,无论从财力、人力以及和FDA的关系都无法和辉瑞等公司相比。它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和执着。和生产上百种药品和保健品的辉瑞公司不同,基因科技公司只能集中于少数抗癌特效药,并保证每一种年销售额均在亿元以上。为了防止专利到期而带来的利润锐减,基因科技将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去年是二十三亿美元投入到新药的研制上。在它现在的研发产品线上,有十四种药和治疗方法已经进入了上市前最后的阶段,十五种药和治疗方法进入了研制的第二阶段,十三种处于初期阶段。可以说今后若干年,基因公司产品线上会源源不断地推出新药,替代慢慢专利到期的旧药成为新的成长点。但是,网景这个四倍于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如此不可靠,以至于仅仅一年半以后,微软就超过了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当一个主导公司非常强势,上述方法也无法阻止其垄断的形成时,竞争对手只好求助于美国的司法部和欧盟的反托拉斯委员会出面解决问题了。因此,聪明的主导者会让出一些市场给第二、三名,以免惹上反垄断的麻烦。通常70%是一个魔法数字。一个主导者愿意强调自己是行业的领导者,这样可以给投资者和用户信心,但是永远会否认自己有垄断地位,以免给自己找麻烦。它们在提交到证监会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官方文件中甚至会列举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竞争对手,表示自己在公平竞争。比如微软在2008财政年度的年报中,居然把盈利只有它二百分之一的Earthlink公司(估计99%的中国读者都没听说过这家小公司)列为它的竞争对手写入到它给证监会的文件中。我们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机械时代和电子时代的分水岭。二战后,IBM显然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发展它的电动机械制表机,还是发展新兴的电子工业。在IBM里,这两派争执不下,而代表人物恰恰是华生父子。老华生认为电子的东西不可靠,世界上至今还有不少人持老华生的观点。而小华生则坚持电子工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这场争论终于以小华生的胜利而告终。1952年,小华生成为IBM的新总裁。IBM从此开始领导电子技术革命的浪潮。

到了1986年,英特尔不想让AMD生产刚刚问世的80386,可能是想独占80386的利润吧,于是开始毁约。AMD拿出过去的合同请求仲裁,仲裁的结果是AMD可以生产80386。这下子英特尔不干了,上诉到加州高等法院,这个官司打了好几年,但是法院基本上维持了仲裁的结果。AMD于是便名正言顺地克隆起英特尔的处理器芯片了。当时微机生产厂家,例如康柏为了同英特尔的压价,开始少量采购AMD的芯片。几年后,英特尔再次控告AMD公司盗用它花几亿美元买来的多媒体处理的MMX技术,AMD做了让步达成和解。在整个九十年代,英特尔和AMD虽然打打闹闹但是,它们在开拓x86市场,对抗精简指令集的工作站芯片方面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在市场上的依存要多于竞争。大家都知道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占美国一半以上的汽车市场,并且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世界上销售额最大的公司,直到近二十年开始走下坡路为止。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通用汽车公司在电子和航天领域一度有过比较成功的经历,并且一度是全球卫星制造业的领头羊,因为通用汽车的这些部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在很多美国读者可能家里使用的是DirecTV的卫星电视服务,这是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卫星电视网。而DirecTV过去不过是通用汽车电子部门休斯电子公司下面的一个部门而已。滚球推单微信群反摩尔定理同时使得新兴的小公司有可能在发展新技术方面和大公司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小公司办得成功,可以像Amati那样被大公司并购(这对创始人、投资者以及所有的员工都是件好事)。甚至它们也有可能取代原有大公司在各自领域中的地位。例如,在通信芯片设计上,广通(BroadCom)和Marvell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朗讯的半导体部门,甚至是英特尔公司在相应领域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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